我的职业领路人 

1977年，我来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分类室绘图组从事绘图工作。曾孝濂是绘图组组长，我们主要的工作任务是与其他科研院所的绘图人员一起，为《中国植物志》《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等大型植物志书籍绘制插图。我们这些植物科学画画师是科学家背后的人，有人说我们的职业是“寂寞无名的”，但是回首往事，我却觉得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如今，我已退休，而曾孝濂老师已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几十年的风雨岁月、坎坷波折，他初心不改，坚持不懈，在植物绘画领域成绩斐然，成为业界翘楚。执一事，从一生，是他的人生写照。过去的几十年，我和曾孝濂的关系从工作同事成为授业的师生，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而对工作的认真和执着是他给我上的第一课。记得初进分类室绘图组，为了让我加深对植物学的认识，曾老师常在周末带我去植物园认植物，那时他的夫人张赞英正在北京林学院读书，儿子还小，家务以及孩子都需要他照顾，而他为我牺牲了很多业余休息的时间。在曾老师眼里，大自然的一切物种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而是生生相息。他常给我们介绍多样性的野生物种，如沿阶草、马鞭草等，这些植物的花苞在花序上的排列是如何变化的、有什么奇特之处。他也会给我们介绍像玉兰、牡丹这些明星园艺植物，但在介绍它们的时候，他的语气并不是像在说一个“明星”，而是和讲述其它物种一样。在观察物种时，他尤其注重自然环境中物种之间的关系，探索和发现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
 平凡的丈夫与父亲 
给我讲解植物的时候，曾老师是非常投入且享受这个过程的。为了搞清楚某些问题，他也非常较真。有一次，在植物园水生植物区，曾老师讲解子午莲，说这种植物开花是在夜里，天亮就闭合，第二天夜里接着开。我表示了怀疑，我认为花苞也可能是凋谢了才闭合的，接着开的应该是新的花苞。为了弄清楚谁的说法正确，需采集两朵花苞进行对比以便得出结论：一朵含苞待放、花丝完整排列整齐；一朵再次开放、花粉已经脱落、花瓣边缘有凋谢迹象。曾老师在池塘边捡了根树枝，想把池塘中的花苞勾过来。由于池边石头不牢固，一不留神，他整个人栽进了池子里。我慌了，后悔自己不主动去采，怎么能让老师掉进水里。我正着急，曾老师忽然从水里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从水里捞出来的眼镜，满不在乎地对我说：“水不深，没事！”他还索性就站在水里边观察边给我讲解，花苞的情况、花苞的着生位置……我在岸边不安地听着，催促他赶紧上来。回家路上，浑身湿漉漉的曾老师“得意”地声明：经过实地观察，证明他的说法是正确的。看他有说有笑，我则满心愧疚，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不敢说话。把曾老师送回家，我就回到宿舍，心里依旧惴惴不安，心想定会遭师母埋怨。正忐忑着，忽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曾老师，他已经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连胡子也好像刮过了。“走，到我家去吃饭。张赞英包了饺子，去尝尝北方人的手艺。”我在后面跟着曾老师到了他家。一进家门就感到热气腾腾，几个木箱子上搭了一块木板，上面放好了调料。刚坐下，就听到张老师一口爽朗地道的北京话热情地招呼我：“好吃不好吃都多吃点哈。”她把一大碗饺子放在了餐桌上。顷刻间，我所有的紧张都消失了。张赞英老师在北京林学院读书的三年里，曾老师在家又当爹又当妈，着实不易。作为父亲，曾老师还是很称职的，他对孩子的学习、思想品德抓得很紧，生活上反而比较宽松。午饭时只要见到曾老师，他定会邀我上他家享受上好的咸菜，他家不大，十几平米，除了床，只能放下一张书桌，书桌上堆满了他的画具和书本。临时餐桌是一把直背椅子，上面放着一个装咸菜的瓶子、一个特大号陶瓷口杯。只见曾老师父子俩面对面坐在小马扎上，一人拿一把勺，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着口杯里的饭菜。曾老师低头吃的时候，孩子只能手里拿着空勺在一旁等着。孩子低头吃的时候，曾老师只能慢慢等待，有时还无奈地放下了手中的勺子。那个场景着实让人想笑，我记忆犹新。曾老师一边吃饭，一边询问孩子当天在学校的情况。得知儿子当天和一个同学（所里一位同事的孩子）因为口角发生了不愉快的举动时，虽然事因对方而起，曾老师还是斥责了儿子几句。孩子眼里挂着强忍下去的泪珠，鼻子一抽一抽的，费力地咽着口中的食物。这就是那个时期曾老师的日常生活。

 书里的曾老师有点陌生 

在教授植物绘画时曾老师总是是细心和严谨：怎么练习画线条，如何解剖植物标本的花、果，图注怎么写，怎么去查阅文献……他总是边讲解边示范，之后让我们上手操作，有什么地方不对，立马指出，他又重新示范，然后继续让我们练习。有一次，我在画一些复杂的线条时，线条走向常常画不到位。他笑着对我说：“运腕和指关节配合，练习时间长了就能灵活应用了，现在的问题是你手里有汗渍，影响运腕的灵活性，运笔的轨迹就改变了。做我们这行，要记得要勤洗手，这样做的同时，还能让画面保持干净。”每当要画一个新植物时，他会把他查阅到的资料以及所里哪里有栽培的活植物与大家提前分享，帮助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我与曾老师作为同事和师生共事多年，可以说是朝夕相处，自认为算是了解他的但常又有陌生感，特别是看到他的作品或现场观摩绘画的时候。他的作品如此地栩栩如生，绘画时面对植物复杂器官形态构造，运笔的起落和走向是如此地精细准确有如神助，令人赞叹，而这仅用他的勤奋和努力是难以诠释的。读了他的自传《自然而然》中“童年”一章时，我似乎有了答案，就是他从小喜欢研究生物和观察自然，童年的兴趣爱好决定了他日后的生活轨迹，他能画好博物画是注定的，如他所说，“结缘自然，是自然而然”。亦如一粒埋在土里的种子，遇到合适的水分和阳光，以后的生长、开花、结果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在自传《自然而然》“机缘”一章中这个观点也得到了佐证。当年，曾老师是所里特招的中学毕业生中的一员。他之所以能被吴老（吴征镒院士——编者注）和蔡老（蔡希陶先生——编者注）挑选进入绘图岗位，与他从小就喜欢画画有莫大关系。天赋与机缘并存，而机缘常常眷顾有准备的人。当时的昆明植物研究所正在创业初期，和其他人员一样，除了绘图工作外，曾老师还得承担诸如建园、临时的政治任务、生活设施建设等工作，个人业务能力需要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得到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坚持下来了，有的耐不住寂寞而转行，也有的则直接放弃而被淘汰了。而曾老师是那个时代能“活着”走下“上甘岭”的人。

 自学成才与自己的主张 

在科学画专业上，曾老师是自学成才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研究所的生活、工作清苦而艰难。风华正茂的曾老师在艰苦的环境中忍耐寂寞和孤独，默默地钻研绘画、积淀知识、革新技能。同时也不忘拜访名师，虚心求教。当时的科学院院所中，北京所绘图组的冯晋庸和华南所的冯钟元，两位是中国生物科学画创始人冯澄如先生的亲传弟子，冯钟元还是冯澄如先生的长子，两位冯先生就是神一样的人物，为此曾老师一直充满了期待。然而，华南所求教之旅未能如愿。曾老师感叹：“在人生中，每走一步并非都是预先设计好的。”华南所之行的折戟让他意识到自学、苦练的重要性，领悟和掌握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最终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想也许冯钟元老先生不见他的深意也就在于此吧。曾老师常说他喜欢孤独，我理解他口中所说的“孤独”是需要更多专注于学习和做事的时间和空间，在这种状态下，曾老师一点都不孤独，他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

在植物图绘画的技术应用方面，曾老师有着自己的主张。例如用硫酸纸画植物图。曾老师敏锐地察觉到在绘制植物画中对硫酸纸的依赖会造成个人艺术表达方式及特点的缺失，缺乏观赏性，不仅人的主动性得不到发挥，而且会变成了制图的工具（这也是我们遭到主流绘画垢病的原因之一），从而导致植物画的发展进入一个死胡同。他拒绝用硫酸纸绘图，曾老师说：“我们是用形象语言来表述科学知识，我们要尽可能地还原自然状态下植物的生长形态，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呈现。试想，在标本的制作过程中，一个三维空间的植物被压制在一张平面的台纸上，在制作过程中部分器官是被人为扭曲压制过的，不能代表自然中的生长姿态，如果完全模拟标本，其结果可想而知。”曾老师不允许昆明植物所绘图组抄图，要求大家没有标本不绘图。除了要体现自己绘画风格外，更重要的是对科学负责任的态度，一定要有实物佐证，这个物种的绘图才能成立。曾老师也是一个有情怀的人。记忆深刻的一次是在西双版纳的沟谷林发生的事。我、曾老师与西双版纳植物园的何瑞华三人赤着脚‌趟水进入森林深处。当看到遮天蔽日的大榕树，曾老师高兴地大声呼叫，就像个孩子。他唯恐时间不够用，不顾石头上的潮湿和泥沙，就地坐下就开始作画，还一直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的一些雨林题材的速写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在野外，每当观察植物时，他总是那么兴致勃勃、津津乐道，对构成雨林系统的诸多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观察得细致入微。他对自然中的一切总是用一种探寻的眼光，一只蚂蚁、一棵小草甚至一片落叶，他都会从中寻找出它们和生态环境中其他物种间的联系。他说，观察是人和自然沟通的渠道。

曾老师有着很强的个人魅力，这源于他优秀的品格和深厚的艺术修养。他的关注点很广泛，喜欢引经据典且不乏幽默身边总是能聚集起一帮人，与他聊天轻松有趣且受益匪浅。

博物画界的“曾孝濂现象” 

在博物画行业圈内，有一种说法叫“曾孝濂现象”。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博物画画坛突然涌现出大批高质量作品，题材涵盖鸟类、花卉、药用植物、蔬菜、水果等种类。其数量之多超过此前几十年博物绘画个人作品的累计总量，且绘画技巧和表现形式都达到了前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这些作品竟皆出自曾孝濂一人之手。《云南百鸟图》《药用植物画集》《中国•云南百花图》都是那个时期代表作品。作品不仅是对描绘对象的精准写真，更是能激发读者对具体生命、生态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完美契合了博物学所追求的人与自然万物的理想关系。他的作品主题明确，对题材的形态描绘准确，一丝不苟，直观地展现各物种的特征，具有极强的科学性。从他的作品能看出主题是第一位，明确告诉大众未曾关注过的科学知识，而非含糊其辞地让读者去猜。作品宗旨是向大众展现大自然的生态现状，应用绘画艺术中最写实的手法来表现自然中的奥秘。他的作品有其自身的唯一性，而不是重复表现某种植物。他更关注向大众介绍大自然中更多的生灵，而不是作品本身。当然，作品中也蕴含了浓浓的感性智慧。曾老师所做的一切更像是一位引导大众认识自然、亲近自然的领路人。这批作品的出现立即掀起一阵“热潮”，成就了中国博物绘画的崛起。博物绘画传入中国也就百十来年，这期间经过几代画师的努力做出了很大的成就，其中曾老师的博物绘画是具有开创性的，他的作品中蕴涵中国特色的形式。在他之前国内的老前辈们也有博物绘画的作品，但他们都仅限于沿续西方博物绘画形式的应用，没有融入中国元素，缺乏本土性。虽然也有以中国画形式表现生物物种的作品，但就其形式而言，它们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还是有所割裂，尽管已经用了中国式的题款来注释，但毕竟是用一个感性的形式来表述一个逻辑思维的物体，它们之间还是很难真正融入的。曾老师经过他一生的努力和实践，逐渐建立了具有中国元素的博物绘画形式。他作品构图中有中国画中的散点透视、白描式的线条、出枝方向起势等方法，又应用了西方写实的技术技巧，吸收西方绘画中对光的应用，使色彩更加丰富，背景和主体的逻辑关联更加紧密。他将西方的博物绘画与中国绘画的本土性语言结合得那么自然，浑然天成。他的成功说来很简单，就是坚持。这个过程很漫长、很孤独且极其艰苦，须有坚韧意志和信念。在这个期间他不断的在自然中体验和观察，花大量时间阅读、学习西方经典的博物画作品，并且有目的地进行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训练。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以植物学为基础的绘画有了新的外延和内涵。

科学画、邮票设计、花鸟博物画、水墨生态等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和创作形式，曾老师却始终坚定地走在以科学笔法为自然画像的道路上。邮票设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老师的植物学基础知识和绘画技法契合了邮票设计的需求，又与邮电部征集邮票的设计理念相吻合，这两方面的因素成就了一位优秀的邮票大设计师。一个画友曾问我应该怎么称呼曾老师，艺术家？在我眼里：曾孝濂先生首先是博物画家，不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多关注在探讨作品表现形式，更在意的是作品后面的隐意，以此引发读者的感性思维。通俗地说，艺术作品多是为了娱乐大众，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享受。为了维系艺术市场的关注度，会重复地表现某些明星植物、花卉等题材，使之成为系列产品，给读者更深刻的印象。而博物画则不然，其的宗旨是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它必须是直接地转述、再现，明白地告诉大众自然规律以及它们的美。相对于感性，它更加理性。毫无疑问，曾老师在博物绘画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理念方法的同时也勇于创新，为博物绘画领域开辟新的思维和方法。虽已耄耋之年身患重疾，仍孜孜不倦笔耕不辍。他坚实的生物学基础为其作品注入了科学的严谨，绘画技术技巧的高度娴熟，使其能够自如地运用画笔展现自然之美，在表现内容和题材的选择上，他独具匠心，善于描绘中国特有的物种并填补了诸多空白。在构思作品时，情在物先，以情感人，从而实现对自然生命有意义的表达。如果说冯澄如先生最早创立了中国的生物科学画，是开拓者，曾老师则是承前启后的薪火传承者。

曾老师的个人画展“雨林来信”在昆明当代美术馆开幕的时候，我们又聚在了一起，大家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在有生之年终于达成了自己的心愿。他沉思后说道：“要是老天爷再给我点时间，我的画还有提升的空间。”来源《科普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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